在孫吳中後期的軍政舞台上,諸葛恪是一位關鍵性的人物,他的榮辱成敗不僅關系其個人或家族之興亡,而且影響著孫吳政權的盛衰。不過,對諸葛恪歷來評價分歧頗大,譽之者將他與乃叔諸葛亮相提並論,抑之者則貶斥為亂臣賊子。但無論譽之、毀之,有關評論多集中在孫權、孫亮父子更替之際的北伐活動上,而對其一生軍政活動的發展過程及其他方面則缺乏足夠的關注,從而對他的相關評論難免帶有片面性。有鑒於此,本文對諸葛恪進行比較全面的研究,從一個側面論述孫吳中後期政治的變化及其走向。
  諸葛恪(203~253)字元遜,琅邪陽都人,其父諸葛瑾東漢末年避禍至江東,諸葛瑾為後來成為蜀漢丞相的諸葛亮之兄。諸葛瑾長期充任孫權的長史等軍政參謀職務,為人謹慎,從政穩健,深得孫權敬重,是孫吳僑寓之士的杰出代表。
  諸葛恪為諸葛瑾之長子,肩負家族承傳的重任,但諸葛瑾對他極不放心,《三國志•諸葛瑾傳》載諸葛恪“名盛當時,孫權深器異之;然諸葛瑾常嫌之,謂非保家之子,每以憂戚。”諸葛瑾如此擔憂家族的命運,在於諸葛恪的才學、作風與之大異其趣。諸葛恪自少便以才顯名,反應快,善言辭,“辯論應機,莫與為對”。孫權之所以“見而奇之”,“深器異之”,正在於此。孫權出自寒門,在文化上受儒家禮法的約束較小,表現出輕脫佚蕩的特征,造成了當時盛行的嘲弄戲笑的風尚。在這方面,諸葛恪是孫吳朝臣中表現最為突出的,很得孫權賞識。
  不過,赤烏年間的“二宮構爭”中,諸葛恪的態度與孫權相左,而與陸遜一致,頗令人費解。所謂“二宮構爭”,是孫權一手導演的皇位繼承人的鬥爭。太子孫登於赤烏四年早逝,孫權立三子孫和為太子,但同時扶持四子魯王孫霸,形成“二宮構爭”的局面,太子孫和黨的領袖是陸遜,其他骨幹分子也多為吳地大族子弟,而諸葛恪深知孫權支持魯王,但仍站在太子一邊,如何理解呢?這其中除了儒家立嗣觀念上的因素外,還有一些具體原因,即太子孫和妃為諸葛恪之外甥女,孫和之廢黜與否,與諸葛恪之個人及家族的興廢有一定的關系。因此,他附和陸遜,支持太子孫和。不僅如此,諸葛恪後來主政,還想恢復廢太子孫和的地位。諸葛恪以為孫權最終會聽取大多數朝臣的建議,維護太子孫和的地位,於是他也支持孫和。另外,太子孫和的母親王氏為琅邪人,與諸葛氏為鄉里,恐怕早有往來。孫吳宮闈制度混亂,影響政治甚大,這點恐也值得注意。當然,作為一個頗有心計的政治人物,諸葛恪充分地考慮到了這一鬥爭中的變數,為確保萬無一失,他又將自己的長子諸葛綽安排到魯王孫霸黨之中,諸葛恪父子在“二宮構爭”中腳踩兩只船,最終使其長子付出了生命的代價,這表明諸葛恪對此事的態度,主要出於現實的家族利益方面的考慮。
  經歷長時間的“二宮構爭”,孫權於赤烏十三年廢黜太子孫和,將魯王孫霸賜死,以年幼的少子孫亮為太子,卷入“二宮構爭”的不少士大夫人物也遭到無情摧殘。太元元年(251),孫權病篤,他開始物色孫亮的輔政人員,諸葛恪等人得選。
  孫權寢疾,議所付托。時朝臣鹹皆注意於諸葛恪,而孫峻表諸葛恪器任輔政,可付大事。孫權嫌諸葛恪剛愎自用,孫峻以當今朝臣皆莫及,遂固保之,乃征諸葛恪。後來引諸葛恪等見臥內,受詔於床下,孫權詔曰:“吾疾困矣,恐不復相見,諸事以以相委。”諸葛恪歔欷流涕曰:“臣等皆受厚恩,當以死奉詔,願陛下安精神,損思慮,無以外事為念。”孫權詔有司諸事一統於諸葛恪,惟生殺大事然後以聞。
  由於諸葛恪具有一定的士大夫的政治立場,在江東儒學大族政治代表人物多遭厄運之後,他成為孫吳社會中重要人物,所謂“朝臣鹹皆注意於恪”,說明人們對他的推崇,孫權也順勢詔令“有司諸事一統於恪”。
  不過,諸葛恪主持軍國大事,缺乏名望,當時侍中孫弘便利用孫權之死,圖謀秘不發喪,想矯詔誅諸葛恪,諸葛恪得孫峻幫助才保住權位。這表明諸葛恪之輔政地位很不牢固。他當時給駐守公安的弟弟諸葛融寫信說:“……吾身顧命,輔相幼主,竊自揆度,才非博陸而受姬公負圖之托,懼忝丞相輔漢之效,恐損先帝委付之明,是以憂懼惶惶,所慮萬端。且民惡其上,動見瞻視,何時易哉?今以頑鈍之姿,處保傅之位,艱多智寡,任重謀淺,誰為唇齒?”這體現出身為首席輔政大臣的諸葛恪的孤獨而憂懼的心態。哪如何鞏固自己的執政地位呢?所以諸葛恪在政治、軍事等方面采取了一些相對應的措施。
  在政治上,諸葛恪一主政,便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。《三國志》恪本傳注引《吳書》載孫權死前著力提高諸葛恪之聲望,這是對孫權統治中晚期以來法禁嚴酷的情況加以調整,意在爭取民心。孫權死後,諸葛恪“罷視聽,息校官,原逋責,除關稅,事崇恩澤,眾莫不悅。恪每出入,百姓延頸,思見其狀。”所謂“罷視聽,息校官”,就是廢除為士大夫社會痛恨的“校事”制度,而“原逋責,除關稅”,則主要是緩和對人民的剝削,順應了自黃武以來陸遜、顧雍、張昭等人減緩刑罰的主張,因而深得士民的擁護,“眾莫不悅”。另外,他也注意整治統治集團內部的關系。如孫權第五子齊王孫奮居武昌,“權薨,太傅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江濱兵馬之地,徙奮豫章。奮怒,不從命,又數越法度。”諸葛恪作書重申儒家尊卑之意和法令條禁,批評奮“多違詔令,不拘制度”的惡行,責其遷出軍事重鎮武昌。諸葛恪這一舉動十分堅決,目的是鞏固自己的地位。
  不僅如此,諸葛恪甚至有遷都的打算,遷都為國家大事,諸葛恪當政未久,竟有遷都之思,原因何在?恐怕主要是建業為孫吳皇族及其他既得利益集團的大本營,諸葛恪不僅欲有所改革十分困難,其本身地位也常受沖擊。可以說,作為孫亮首輔的諸葛恪,其處境是比較困難的。對此,當時有識見的政治人物是心知肚明的。諸葛恪性格粗疏,入都前未知建業政局復雜,一旦執政,意欲通過政治變革提高聲望,阻力重重,難以進行,無奈,遂生出遷都之意。但此事影響極大,涉及方方面面,難以落實。
  遷都既不得,諸葛恪發動了針對曹魏的北伐,想通過建立軍事業績來提高聲望,進而加強權力。建興元年十月,諸葛恪領兵四萬,會眾於東興(今安徽巢湖東南),因山勢築塢,鞏固城防,並乘魏軍不備,於天寒大雪之機,突襲魏軍得勝,魏軍死者數萬,並繳獲大量的器械物資。諸葛恪返師,進位陽都侯,加荊、揚二州牧,督中外諸軍事。這樣,諸葛恪集孫吳軍政大權於一身。這是他的第一次北伐。不過,諸葛恪獲勝後,有輕敵之意,第二年春,“復欲出軍”,派人與蜀漢大將軍姜維聯系,東、西聯合攻魏。諸葛恪的這一軍事行動,引起了孫吳上下的強烈反對。為說服大臣,諸葛恪特著論調,以為曹魏權臣當道,政局不穩,“當今伐之,是其厄會”,但眾人主張維持現狀,“懷偷安之計”;至於眾人所謂“百姓尚貧,欲務間息”的看法,更是鼠目寸光的表現,他表示一定要效仿其叔父諸葛亮北伐的精神。這樣,“眾皆以恪此論欲必為之辭,然莫敢復難”,諸葛恪“于是違眾出軍,大發州郡二十萬眾,百姓騷動,始失人心。”在前線,諸將領也不支持戰爭,圍攻新城,數月不下,以致士卒疲勞,暑熱飲水,疾疫流行,死亡塗地。魏軍得知諸葛恪軍營困境,大舉進攻,諸葛恪兵敗退師,但諸葛恪並未認真反省,“晏然自若”,想在潯陽屯守,再興北伐之舉,詔令相銜,不得已才旋師,八月,恪回到建業,“由此眾庶失望,而怨黷興矣”,其執政的聲望降到了最低點。即便如此,諸葛恪仍一意孤行,“改易宿衛,用其親近,復敕兵嚴,欲向青、徐”。這樣,諸葛恪之統治實際上也走到盡頭了。孫氏宗室代表人物孫峻經過精心策劃,利用諸葛恪進見孫亮的機會,將其刺殺。諸葛恪之子諸葛竦、諸葛建及外甥張震、常侍朱恩等同時收殺,皆夷三族。其弟諸葛融駐兵在外,孫峻也派人拘捕,諸葛融飲藥而死,其三子皆伏誅。這樣,琅邪諸葛氏江東一系遭致覆滅性打擊。
  諸葛恪北伐為何遭到如此慘重的失敗,並最終直接導致其家族的滅亡呢?這其中不僅僅有軍事方面的原因,還有深刻的政治方面的因素。首先,諸葛恪出兵二十萬之眾,欲一舉而得大功,這是很冒險的,將自己的命運與此役捆綁在一起。諸葛恪性格粗疏,他著論宣揚北伐,雖以“兼並天下而欲垂祚後世”為己任,但大話連篇,實際上,對戰略部署、戰術安排等並無細致、縝密的考慮,以致圍攻新城數月而不得下,陷入困境。其實,當時曹魏為司馬氏所控制,國力甚強,諸葛恪欲與之戰,就綜合國力而言,根本都不是對手。
  其次,諸葛恪剛愎自用,聽不進任何不同意見,出師之前,文武大臣的進諫之言,無不懇切之至,但諸葛恪根本不予理睬。在前線,他依然“剛愎自用”,如圍攻新城的軍隊“士卒疲勞,因暑飲水,洩下流腫,病者大半,死傷塗地。諸營吏日白病者多,諸葛恪以為詐,欲斬之,自是莫敢言。”不少將領提出具有針對性的建議,他非但不聽,甚至罷黜其地位,有的不得已投敵,難怪後來臨淮臧均上書乞求收葬諸葛恪時說:“恪素性剛愎,矜己陵人,不能敬守神器,穆靜邦內,興功暴師,未期三出,虛耗士民,空竭府藏,專擅國憲,廢易由意,假刑劫眾,大小屏息。”陳壽《三國志》卷六四傳論亦云:“諸葛恪才氣干略,邦人所稱,然驕且吝,周公無觀,況在于恪?矜己陵人,能無敗乎!”
  再次,在諸葛恪北伐過程中反對最激烈的是江東人物,說明諸葛恪之軍事活動嚴重危害了他們的利益,因而遭到其抵制。據《三國志•諸葛恪傳》,當諸葛恪圍新城最困難的時刻,“將軍朱異有所是非,恪怒,立奪其兵”。同書《朱桓傳附子異傳》注引《吳書》:“異又隨諸葛恪圍新城,城即不拔,異等皆言宜速還豫章,襲石頭城,不過數日可拔。恪以書曉異,異投書於地曰:‘不用我計,而用傒子言!’諸葛恪大怒,立奪其兵,遂廢還建業。”朱異出自吳“四姓”之一的吳郡朱氏,是江東本土人士的主要代表,他對諸葛恪興師北伐顯然是不滿的。又,據同書《朱然傳附施績傳》,丹楊人施績為孫吳名將朱然子,然為朱治姊子,本姓施,績復本姓,績領兵上流,與諸葛恪兄弟不睦,績遇戰而融拒援,怨恨甚深:“初績與恪、融不平,及此事變,為隙益甚。建興元年,遷鎮東將軍。二年春,諸葛恪向新城,要績並力,而留置半州,使融兼其任。”諸葛恪以績隨軍北伐,而將其上流重任由諸葛融兼任,這實際上有利用北伐打擊異己的傾向。正因為如此,施績後來參預支持誅殺諸葛恪,並親自出馬抓捕諸葛融。孫峻敢於對諸葛恪下手,因諸葛恪已成為“民之所怨,眾之所嫌”,這里的所謂“民”、“眾”,主要為江東本土之士民,因為諸葛恪興兵黷武,必然極大地損害他們的利益。自黃武以來,江東大族代表人物如陸遜、顧雍等明確主張保境息民,反對大規模經營北方。孫權始終堅持“限江自保”策略,正是與此相呼應的。對此,連曹魏、蜀漢的有識之士都看得很清楚。他們都看出孫權集權苛政弊端叢生,以為諸葛恪只有改變孫權的“殺生賞罰,不任下人”的狀況,爭取“名宗大族”的支持,才能穩固“根基”,否則,“其亡可待”。後來事態的發展,可謂不幸而言中了!
  綜合全文所論,諸葛恪作為孫吳僑寓人士后進之士的主要代表,以其口辯論難與敏捷的應對之才,深得孫權的喜歡,成為孫權重點培養的人物,並終在孫權死前得為首席輔政大臣。為鞏固自己的這一地位,強化自己的權力,他急於樹立威望,於是在政治改革的同時,一再大舉北伐,不僅頻率高,且第二次出兵,幾傾全國之力,引起孫吳內部各種政治力量的反對,於是最終導致兵敗於外,政於于內,其家族在敵對勢力的政變中遭到覆滅性的打擊。通過對諸葛氏家族在孫吳的興亡史的考察,我們從一個側面看清了孫吳政治歷史演變的軌跡。

(本文轉載自伊莉討論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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