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孫吳中後期的軍政舞台上，諸葛恪是一位關鍵性的人物，他的榮辱成敗不僅關系其個人或家族之興亡，而且影響著孫吳政權的盛衰。不過，對諸葛恪歷來評價分歧頗大，譽之者將他與乃叔諸葛亮相提並論，抑之者則貶斥為亂臣賊子。但無論譽之、毀之，有關評論多集中在孫權、孫亮父子更替之際的北伐活動上，而對其一生軍政活動的發展過程及其他方面則缺乏足夠的關注，從而對他的相關評論難免帶有片面性。有鑒於此，本文對諸葛恪進行比較全面的研究，從一個側面論述孫吳中後期政治的變化及其走向。
諸葛恪(203~253)字元遜，琅邪陽都人，其父諸葛瑾東漢末年避禍至江東，諸葛瑾為後來成為蜀漢丞相的諸葛亮之兄。諸葛瑾長期充任孫權的長史等軍政參謀職務，為人謹慎，從政穩健，深得孫權敬重，是孫吳僑寓之士的杰出代表。
諸葛恪為諸葛瑾之長子，肩負家族承傳的重任，但諸葛瑾對他極不放心，《三國志•諸葛瑾傳》載諸葛恪“名盛當時，孫權深器異之；然諸葛瑾常嫌之，謂非保家之子，每以憂戚。”諸葛瑾如此擔憂家族的命運，在於諸葛恪的才學、作風與之大異其趣。諸葛恪自少便以才顯名，反應快，善言辭，“辯論應機，莫與為對”。孫權之所以“見而奇之”，“深器異之”，正在於此。孫權出自寒門，在文化上受儒家禮法的約束較小，表現出輕脫佚蕩的特征，造成了當時盛行的嘲弄戲笑的風尚。在這方面，諸葛恪是孫吳朝臣中表現最為突出的，很得孫權賞識。
不過，赤烏年間的“二宮構爭”中，諸葛恪的態度與孫權相左，而與陸遜一致，頗令人費解。所謂“二宮構爭”，是孫權一手導演的皇位繼承人的鬥爭。太子孫登於赤烏四年早逝，孫權立三子孫和為太子，但同時扶持四子魯王孫霸，形成“二宮構爭”的局面，太子孫和黨的領袖是陸遜，其他骨幹分子也多為吳地大族子弟，而諸葛恪深知孫權支持魯王，但仍站在太子一邊，如何理解呢？這其中除了儒家立嗣觀念上的因素外，還有一些具體原因，即太子孫和妃為諸葛恪之外甥女，孫和之廢黜與否，與諸葛恪之個人及家族的興廢有一定的關系。因此，他附和陸遜，支持太子孫和。不僅如此，諸葛恪後來主政，還想恢復廢太子孫和的地位。諸葛恪以為孫權最終會聽取大多數朝臣的建議，維護太子孫和的地位，於是他也支持孫和。另外，太子孫和的母親王氏為琅邪人，與諸葛氏為鄉里，恐怕早有往來。孫吳宮闈制度混亂，影響政治甚大，這點恐也值得注意。當然，作為一個頗有心計的政治人物，諸葛恪充分地考慮到了這一鬥爭中的變數，為確保萬無一失，他又將自己的長子諸葛綽安排到魯王孫霸黨之中，諸葛恪父子在“二宮構爭”中腳踩兩只船，最終使其長子付出了生命的代價，這表明諸葛恪對此事的態度，主要出於現實的家族利益方面的考慮。
經歷長時間的“二宮構爭”，孫權於赤烏十三年廢黜太子孫和，將魯王孫霸賜死，以年幼的少子孫亮為太子，卷入“二宮構爭”的不少士大夫人物也遭到無情摧殘。太元元年(251)，孫權病篤，他開始物色孫亮的輔政人員，諸葛恪等人得選。
孫權寢疾，議所付托。時朝臣鹹皆注意於諸葛恪，而孫峻表諸葛恪器任輔政，可付大事。孫權嫌諸葛恪剛愎自用，孫峻以當今朝臣皆莫及，遂固保之，乃征諸葛恪。後來引諸葛恪等見臥內，受詔於床下，孫權詔曰：“吾疾困矣，恐不復相見，諸事以以相委。”諸葛恪歔欷流涕曰：“臣等皆受厚恩，當以死奉詔，願陛下安精神，損思慮，無以外事為念。”孫權詔有司諸事一統於諸葛恪，惟生殺大事然後以聞。
由於諸葛恪具有一定的士大夫的政治立場，在江東儒學大族政治代表人物多遭厄運之後，他成為孫吳社會中重要人物，所謂“朝臣鹹皆注意於恪”，說明人們對他的推崇，孫權也順勢詔令“有司諸事一統於恪”。
不過，諸葛恪主持軍國大事，缺乏名望，當時侍中孫弘便利用孫權之死，圖謀秘不發喪，想矯詔誅諸葛恪，諸葛恪得孫峻幫助才保住權位。這表明諸葛恪之輔政地位很不牢固。他當時給駐守公安的弟弟諸葛融寫信說：“……吾身顧命，輔相幼主，竊自揆度，才非博陸而受姬公負圖之托，懼忝丞相輔漢之效，恐損先帝委付之明，是以憂懼惶惶，所慮萬端。且民惡其上，動見瞻視，何時易哉？今以頑鈍之姿，處保傅之位，艱多智寡，任重謀淺，誰為唇齒？”這體現出身為首席輔政大臣的諸葛恪的孤獨而憂懼的心態。哪如何鞏固自己的執政地位呢？所以諸葛恪在政治、軍事等方面采取了一些相對應的措施。
在政治上，諸葛恪一主政，便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。《三國志》恪本傳注引《吳書》載孫權死前著力提高諸葛恪之聲望，這是對孫權統治中晚期以來法禁嚴酷的情況加以調整，意在爭取民心。孫權死後，諸葛恪“罷視聽，息校官，原逋責，除關稅，事崇恩澤，眾莫不悅。恪每出入，百姓延頸，思見其狀。”所謂“罷視聽，息校官”，就是廢除為士大夫社會痛恨的“校事”制度，而“原逋責，除關稅”，則主要是緩和對人民的剝削，順應了自黃武以來陸遜、顧雍、張昭等人減緩刑罰的主張，因而深得士民的擁護，“眾莫不悅”。另外，他也注意整治統治集團內部的關系。如孫權第五子齊王孫奮居武昌，“權薨，太傅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江濱兵馬之地，徙奮豫章。奮怒，不從命，又數越法度。”諸葛恪作書重申儒家尊卑之意和法令條禁，批評奮“多違詔令，不拘制度”的惡行，責其遷出軍事重鎮武昌。諸葛恪這一舉動十分堅決，目的是鞏固自己的地位。
不僅如此，諸葛恪甚至有遷都的打算，遷都為國家大事，諸葛恪當政未久，竟有遷都之思，原因何在？恐怕主要是建業為孫吳皇族及其他既得利益集團的大本營，諸葛恪不僅欲有所改革十分困難，其本身地位也常受沖擊。可以說，作為孫亮首輔的諸葛恪，其處境是比較困難的。對此，當時有識見的政治人物是心知肚明的。諸葛恪性格粗疏，入都前未知建業政局復雜，一旦執政，意欲通過政治變革提高聲望，阻力重重，難以進行，無奈，遂生出遷都之意。但此事影響極大，涉及方方面面，難以落實。
遷都既不得，諸葛恪發動了針對曹魏的北伐，想通過建立軍事業績來提高聲望，進而加強權力。建興元年十月，諸葛恪領兵四萬，會眾於東興(今安徽巢湖東南)，因山勢築塢，鞏固城防，並乘魏軍不備，於天寒大雪之機，突襲魏軍得勝，魏軍死者數萬，並繳獲大量的器械物資。諸葛恪返師，進位陽都侯，加荊、揚二州牧，督中外諸軍事。這樣，諸葛恪集孫吳軍政大權於一身。這是他的第一次北伐。不過，諸葛恪獲勝後，有輕敵之意，第二年春，“復欲出軍”，派人與蜀漢大將軍姜維聯系，東、西聯合攻魏。諸葛恪的這一軍事行動，引起了孫吳上下的強烈反對。為說服大臣，諸葛恪特著論調，以為曹魏權臣當道，政局不穩，“當今伐之，是其厄會”，但眾人主張維持現狀，“懷偷安之計”；至於眾人所謂“百姓尚貧，欲務間息”的看法，更是鼠目寸光的表現，他表示一定要效仿其叔父諸葛亮北伐的精神。這樣，“眾皆以恪此論欲必為之辭，然莫敢復難”，諸葛恪“于是違眾出軍，大發州郡二十萬眾，百姓騷動，始失人心。”在前線，諸將領也不支持戰爭，圍攻新城，數月不下，以致士卒疲勞，暑熱飲水，疾疫流行，死亡塗地。魏軍得知諸葛恪軍營困境，大舉進攻，諸葛恪兵敗退師，但諸葛恪並未認真反省，“晏然自若”，想在潯陽屯守，再興北伐之舉，詔令相銜，不得已才旋師，八月，恪回到建業，“由此眾庶失望，而怨黷興矣”，其執政的聲望降到了最低點。即便如此，諸葛恪仍一意孤行，“改易宿衛，用其親近，復敕兵嚴，欲向青、徐”。這樣，諸葛恪之統治實際上也走到盡頭了。孫氏宗室代表人物孫峻經過精心策劃，利用諸葛恪進見孫亮的機會，將其刺殺。諸葛恪之子諸葛竦、諸葛建及外甥張震、常侍朱恩等同時收殺，皆夷三族。其弟諸葛融駐兵在外，孫峻也派人拘捕，諸葛融飲藥而死，其三子皆伏誅。這樣，琅邪諸葛氏江東一系遭致覆滅性打擊。
諸葛恪北伐為何遭到如此慘重的失敗，並最終直接導致其家族的滅亡呢？這其中不僅僅有軍事方面的原因，還有深刻的政治方面的因素。首先，諸葛恪出兵二十萬之眾，欲一舉而得大功，這是很冒險的，將自己的命運與此役捆綁在一起。諸葛恪性格粗疏，他著論宣揚北伐，雖以“兼並天下而欲垂祚後世”為己任，但大話連篇，實際上，對戰略部署、戰術安排等並無細致、縝密的考慮，以致圍攻新城數月而不得下，陷入困境。其實，當時曹魏為司馬氏所控制，國力甚強，諸葛恪欲與之戰，就綜合國力而言，根本都不是對手。
其次，諸葛恪剛愎自用，聽不進任何不同意見，出師之前，文武大臣的進諫之言，無不懇切之至，但諸葛恪根本不予理睬。在前線，他依然“剛愎自用”，如圍攻新城的軍隊“士卒疲勞，因暑飲水，洩下流腫，病者大半，死傷塗地。諸營吏日白病者多，諸葛恪以為詐，欲斬之，自是莫敢言。”不少將領提出具有針對性的建議，他非但不聽，甚至罷黜其地位，有的不得已投敵，難怪後來臨淮臧均上書乞求收葬諸葛恪時說：“恪素性剛愎，矜己陵人，不能敬守神器，穆靜邦內，興功暴師，未期三出，虛耗士民，空竭府藏，專擅國憲，廢易由意，假刑劫眾，大小屏息。”陳壽《三國志》卷六四傳論亦云：“諸葛恪才氣干略，邦人所稱，然驕且吝，周公無觀，況在于恪？矜己陵人，能無敗乎！”
再次，在諸葛恪北伐過程中反對最激烈的是江東人物，說明諸葛恪之軍事活動嚴重危害了他們的利益，因而遭到其抵制。據《三國志•諸葛恪傳》，當諸葛恪圍新城最困難的時刻，“將軍朱異有所是非，恪怒，立奪其兵”。同書《朱桓傳附子異傳》注引《吳書》：“異又隨諸葛恪圍新城，城即不拔，異等皆言宜速還豫章，襲石頭城，不過數日可拔。恪以書曉異，異投書於地曰：‘不用我計，而用傒子言！’諸葛恪大怒，立奪其兵，遂廢還建業。”朱異出自吳“四姓”之一的吳郡朱氏，是江東本土人士的主要代表，他對諸葛恪興師北伐顯然是不滿的。又，據同書《朱然傳附施績傳》，丹楊人施績為孫吳名將朱然子，然為朱治姊子，本姓施，績復本姓，績領兵上流，與諸葛恪兄弟不睦，績遇戰而融拒援，怨恨甚深：“初績與恪、融不平，及此事變，為隙益甚。建興元年，遷鎮東將軍。二年春，諸葛恪向新城，要績並力，而留置半州，使融兼其任。”諸葛恪以績隨軍北伐，而將其上流重任由諸葛融兼任，這實際上有利用北伐打擊異己的傾向。正因為如此，施績後來參預支持誅殺諸葛恪，並親自出馬抓捕諸葛融。孫峻敢於對諸葛恪下手，因諸葛恪已成為“民之所怨，眾之所嫌”，這里的所謂“民”、“眾”，主要為江東本土之士民，因為諸葛恪興兵黷武，必然極大地損害他們的利益。自黃武以來，江東大族代表人物如陸遜、顧雍等明確主張保境息民，反對大規模經營北方。孫權始終堅持“限江自保”策略，正是與此相呼應的。對此，連曹魏、蜀漢的有識之士都看得很清楚。他們都看出孫權集權苛政弊端叢生，以為諸葛恪只有改變孫權的“殺生賞罰，不任下人”的狀況，爭取“名宗大族”的支持，才能穩固“根基”，否則，“其亡可待”。後來事態的發展，可謂不幸而言中了！
綜合全文所論，諸葛恪作為孫吳僑寓人士后進之士的主要代表，以其口辯論難與敏捷的應對之才，深得孫權的喜歡，成為孫權重點培養的人物，並終在孫權死前得為首席輔政大臣。為鞏固自己的這一地位，強化自己的權力，他急於樹立威望，於是在政治改革的同時，一再大舉北伐，不僅頻率高，且第二次出兵，幾傾全國之力，引起孫吳內部各種政治力量的反對，於是最終導致兵敗於外，政於于內，其家族在敵對勢力的政變中遭到覆滅性的打擊。通過對諸葛氏家族在孫吳的興亡史的考察，我們從一個側面看清了孫吳政治歷史演變的軌跡。
(本文轉載自伊莉討論區)
諸葛恪(203~253)字元遜，琅邪陽都人，其父諸葛瑾東漢末年避禍至江東，諸葛瑾為後來成為蜀漢丞相的諸葛亮之兄。諸葛瑾長期充任孫權的長史等軍政參謀職務，為人謹慎，從政穩健，深得孫權敬重，是孫吳僑寓之士的杰出代表。
諸葛恪為諸葛瑾之長子，肩負家族承傳的重任，但諸葛瑾對他極不放心，《三國志•諸葛瑾傳》載諸葛恪“名盛當時，孫權深器異之；然諸葛瑾常嫌之，謂非保家之子，每以憂戚。”諸葛瑾如此擔憂家族的命運，在於諸葛恪的才學、作風與之大異其趣。諸葛恪自少便以才顯名，反應快，善言辭，“辯論應機，莫與為對”。孫權之所以“見而奇之”，“深器異之”，正在於此。孫權出自寒門，在文化上受儒家禮法的約束較小，表現出輕脫佚蕩的特征，造成了當時盛行的嘲弄戲笑的風尚。在這方面，諸葛恪是孫吳朝臣中表現最為突出的，很得孫權賞識。
不過，赤烏年間的“二宮構爭”中，諸葛恪的態度與孫權相左，而與陸遜一致，頗令人費解。所謂“二宮構爭”，是孫權一手導演的皇位繼承人的鬥爭。太子孫登於赤烏四年早逝，孫權立三子孫和為太子，但同時扶持四子魯王孫霸，形成“二宮構爭”的局面，太子孫和黨的領袖是陸遜，其他骨幹分子也多為吳地大族子弟，而諸葛恪深知孫權支持魯王，但仍站在太子一邊，如何理解呢？這其中除了儒家立嗣觀念上的因素外，還有一些具體原因，即太子孫和妃為諸葛恪之外甥女，孫和之廢黜與否，與諸葛恪之個人及家族的興廢有一定的關系。因此，他附和陸遜，支持太子孫和。不僅如此，諸葛恪後來主政，還想恢復廢太子孫和的地位。諸葛恪以為孫權最終會聽取大多數朝臣的建議，維護太子孫和的地位，於是他也支持孫和。另外，太子孫和的母親王氏為琅邪人，與諸葛氏為鄉里，恐怕早有往來。孫吳宮闈制度混亂，影響政治甚大，這點恐也值得注意。當然，作為一個頗有心計的政治人物，諸葛恪充分地考慮到了這一鬥爭中的變數，為確保萬無一失，他又將自己的長子諸葛綽安排到魯王孫霸黨之中，諸葛恪父子在“二宮構爭”中腳踩兩只船，最終使其長子付出了生命的代價，這表明諸葛恪對此事的態度，主要出於現實的家族利益方面的考慮。
經歷長時間的“二宮構爭”，孫權於赤烏十三年廢黜太子孫和，將魯王孫霸賜死，以年幼的少子孫亮為太子，卷入“二宮構爭”的不少士大夫人物也遭到無情摧殘。太元元年(251)，孫權病篤，他開始物色孫亮的輔政人員，諸葛恪等人得選。
孫權寢疾，議所付托。時朝臣鹹皆注意於諸葛恪，而孫峻表諸葛恪器任輔政，可付大事。孫權嫌諸葛恪剛愎自用，孫峻以當今朝臣皆莫及，遂固保之，乃征諸葛恪。後來引諸葛恪等見臥內，受詔於床下，孫權詔曰：“吾疾困矣，恐不復相見，諸事以以相委。”諸葛恪歔欷流涕曰：“臣等皆受厚恩，當以死奉詔，願陛下安精神，損思慮，無以外事為念。”孫權詔有司諸事一統於諸葛恪，惟生殺大事然後以聞。
由於諸葛恪具有一定的士大夫的政治立場，在江東儒學大族政治代表人物多遭厄運之後，他成為孫吳社會中重要人物，所謂“朝臣鹹皆注意於恪”，說明人們對他的推崇，孫權也順勢詔令“有司諸事一統於恪”。
不過，諸葛恪主持軍國大事，缺乏名望，當時侍中孫弘便利用孫權之死，圖謀秘不發喪，想矯詔誅諸葛恪，諸葛恪得孫峻幫助才保住權位。這表明諸葛恪之輔政地位很不牢固。他當時給駐守公安的弟弟諸葛融寫信說：“……吾身顧命，輔相幼主，竊自揆度，才非博陸而受姬公負圖之托，懼忝丞相輔漢之效，恐損先帝委付之明，是以憂懼惶惶，所慮萬端。且民惡其上，動見瞻視，何時易哉？今以頑鈍之姿，處保傅之位，艱多智寡，任重謀淺，誰為唇齒？”這體現出身為首席輔政大臣的諸葛恪的孤獨而憂懼的心態。哪如何鞏固自己的執政地位呢？所以諸葛恪在政治、軍事等方面采取了一些相對應的措施。
在政治上，諸葛恪一主政，便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。《三國志》恪本傳注引《吳書》載孫權死前著力提高諸葛恪之聲望，這是對孫權統治中晚期以來法禁嚴酷的情況加以調整，意在爭取民心。孫權死後，諸葛恪“罷視聽，息校官，原逋責，除關稅，事崇恩澤，眾莫不悅。恪每出入，百姓延頸，思見其狀。”所謂“罷視聽，息校官”，就是廢除為士大夫社會痛恨的“校事”制度，而“原逋責，除關稅”，則主要是緩和對人民的剝削，順應了自黃武以來陸遜、顧雍、張昭等人減緩刑罰的主張，因而深得士民的擁護，“眾莫不悅”。另外，他也注意整治統治集團內部的關系。如孫權第五子齊王孫奮居武昌，“權薨，太傅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江濱兵馬之地，徙奮豫章。奮怒，不從命，又數越法度。”諸葛恪作書重申儒家尊卑之意和法令條禁，批評奮“多違詔令，不拘制度”的惡行，責其遷出軍事重鎮武昌。諸葛恪這一舉動十分堅決，目的是鞏固自己的地位。
不僅如此，諸葛恪甚至有遷都的打算，遷都為國家大事，諸葛恪當政未久，竟有遷都之思，原因何在？恐怕主要是建業為孫吳皇族及其他既得利益集團的大本營，諸葛恪不僅欲有所改革十分困難，其本身地位也常受沖擊。可以說，作為孫亮首輔的諸葛恪，其處境是比較困難的。對此，當時有識見的政治人物是心知肚明的。諸葛恪性格粗疏，入都前未知建業政局復雜，一旦執政，意欲通過政治變革提高聲望，阻力重重，難以進行，無奈，遂生出遷都之意。但此事影響極大，涉及方方面面，難以落實。
遷都既不得，諸葛恪發動了針對曹魏的北伐，想通過建立軍事業績來提高聲望，進而加強權力。建興元年十月，諸葛恪領兵四萬，會眾於東興(今安徽巢湖東南)，因山勢築塢，鞏固城防，並乘魏軍不備，於天寒大雪之機，突襲魏軍得勝，魏軍死者數萬，並繳獲大量的器械物資。諸葛恪返師，進位陽都侯，加荊、揚二州牧，督中外諸軍事。這樣，諸葛恪集孫吳軍政大權於一身。這是他的第一次北伐。不過，諸葛恪獲勝後，有輕敵之意，第二年春，“復欲出軍”，派人與蜀漢大將軍姜維聯系，東、西聯合攻魏。諸葛恪的這一軍事行動，引起了孫吳上下的強烈反對。為說服大臣，諸葛恪特著論調，以為曹魏權臣當道，政局不穩，“當今伐之，是其厄會”，但眾人主張維持現狀，“懷偷安之計”；至於眾人所謂“百姓尚貧，欲務間息”的看法，更是鼠目寸光的表現，他表示一定要效仿其叔父諸葛亮北伐的精神。這樣，“眾皆以恪此論欲必為之辭，然莫敢復難”，諸葛恪“于是違眾出軍，大發州郡二十萬眾，百姓騷動，始失人心。”在前線，諸將領也不支持戰爭，圍攻新城，數月不下，以致士卒疲勞，暑熱飲水，疾疫流行，死亡塗地。魏軍得知諸葛恪軍營困境，大舉進攻，諸葛恪兵敗退師，但諸葛恪並未認真反省，“晏然自若”，想在潯陽屯守，再興北伐之舉，詔令相銜，不得已才旋師，八月，恪回到建業，“由此眾庶失望，而怨黷興矣”，其執政的聲望降到了最低點。即便如此，諸葛恪仍一意孤行，“改易宿衛，用其親近，復敕兵嚴，欲向青、徐”。這樣，諸葛恪之統治實際上也走到盡頭了。孫氏宗室代表人物孫峻經過精心策劃，利用諸葛恪進見孫亮的機會，將其刺殺。諸葛恪之子諸葛竦、諸葛建及外甥張震、常侍朱恩等同時收殺，皆夷三族。其弟諸葛融駐兵在外，孫峻也派人拘捕，諸葛融飲藥而死，其三子皆伏誅。這樣，琅邪諸葛氏江東一系遭致覆滅性打擊。
諸葛恪北伐為何遭到如此慘重的失敗，並最終直接導致其家族的滅亡呢？這其中不僅僅有軍事方面的原因，還有深刻的政治方面的因素。首先，諸葛恪出兵二十萬之眾，欲一舉而得大功，這是很冒險的，將自己的命運與此役捆綁在一起。諸葛恪性格粗疏，他著論宣揚北伐，雖以“兼並天下而欲垂祚後世”為己任，但大話連篇，實際上，對戰略部署、戰術安排等並無細致、縝密的考慮，以致圍攻新城數月而不得下，陷入困境。其實，當時曹魏為司馬氏所控制，國力甚強，諸葛恪欲與之戰，就綜合國力而言，根本都不是對手。
其次，諸葛恪剛愎自用，聽不進任何不同意見，出師之前，文武大臣的進諫之言，無不懇切之至，但諸葛恪根本不予理睬。在前線，他依然“剛愎自用”，如圍攻新城的軍隊“士卒疲勞，因暑飲水，洩下流腫，病者大半，死傷塗地。諸營吏日白病者多，諸葛恪以為詐，欲斬之，自是莫敢言。”不少將領提出具有針對性的建議，他非但不聽，甚至罷黜其地位，有的不得已投敵，難怪後來臨淮臧均上書乞求收葬諸葛恪時說：“恪素性剛愎，矜己陵人，不能敬守神器，穆靜邦內，興功暴師，未期三出，虛耗士民，空竭府藏，專擅國憲，廢易由意，假刑劫眾，大小屏息。”陳壽《三國志》卷六四傳論亦云：“諸葛恪才氣干略，邦人所稱，然驕且吝，周公無觀，況在于恪？矜己陵人，能無敗乎！”
再次，在諸葛恪北伐過程中反對最激烈的是江東人物，說明諸葛恪之軍事活動嚴重危害了他們的利益，因而遭到其抵制。據《三國志•諸葛恪傳》，當諸葛恪圍新城最困難的時刻，“將軍朱異有所是非，恪怒，立奪其兵”。同書《朱桓傳附子異傳》注引《吳書》：“異又隨諸葛恪圍新城，城即不拔，異等皆言宜速還豫章，襲石頭城，不過數日可拔。恪以書曉異，異投書於地曰：‘不用我計，而用傒子言！’諸葛恪大怒，立奪其兵，遂廢還建業。”朱異出自吳“四姓”之一的吳郡朱氏，是江東本土人士的主要代表，他對諸葛恪興師北伐顯然是不滿的。又，據同書《朱然傳附施績傳》，丹楊人施績為孫吳名將朱然子，然為朱治姊子，本姓施，績復本姓，績領兵上流，與諸葛恪兄弟不睦，績遇戰而融拒援，怨恨甚深：“初績與恪、融不平，及此事變，為隙益甚。建興元年，遷鎮東將軍。二年春，諸葛恪向新城，要績並力，而留置半州，使融兼其任。”諸葛恪以績隨軍北伐，而將其上流重任由諸葛融兼任，這實際上有利用北伐打擊異己的傾向。正因為如此，施績後來參預支持誅殺諸葛恪，並親自出馬抓捕諸葛融。孫峻敢於對諸葛恪下手，因諸葛恪已成為“民之所怨，眾之所嫌”，這里的所謂“民”、“眾”，主要為江東本土之士民，因為諸葛恪興兵黷武，必然極大地損害他們的利益。自黃武以來，江東大族代表人物如陸遜、顧雍等明確主張保境息民，反對大規模經營北方。孫權始終堅持“限江自保”策略，正是與此相呼應的。對此，連曹魏、蜀漢的有識之士都看得很清楚。他們都看出孫權集權苛政弊端叢生，以為諸葛恪只有改變孫權的“殺生賞罰，不任下人”的狀況，爭取“名宗大族”的支持，才能穩固“根基”，否則，“其亡可待”。後來事態的發展，可謂不幸而言中了！
綜合全文所論，諸葛恪作為孫吳僑寓人士后進之士的主要代表，以其口辯論難與敏捷的應對之才，深得孫權的喜歡，成為孫權重點培養的人物，並終在孫權死前得為首席輔政大臣。為鞏固自己的這一地位，強化自己的權力，他急於樹立威望，於是在政治改革的同時，一再大舉北伐，不僅頻率高，且第二次出兵，幾傾全國之力，引起孫吳內部各種政治力量的反對，於是最終導致兵敗於外，政於于內，其家族在敵對勢力的政變中遭到覆滅性的打擊。通過對諸葛氏家族在孫吳的興亡史的考察，我們從一個側面看清了孫吳政治歷史演變的軌跡。
(本文轉載自伊莉討論區)
文章標籤
全站熱搜
留言列表
